項脊軒 鳳龍文本創發臺

文/陳承揚
      本次大選對於臺灣而言寫下了許多民主的里程碑：第三次的政黨輪替、第一位臺灣女姓總統、第一次國會政黨輪替。「最後一哩路」所帶來的成果得來不易，但如同許多人所說的，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有很多，以下簡略提出筆著認為優先要觀察、思考的兩個重點。

文/周政緯
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 說到台灣獨樹一幟的特色，或許「計程車」可以排行前十名。台灣的計程車，不只為一般民眾的交通工具，每個司機大哥更可以說是台灣政治的評論家？搭乘過台灣計程車的民眾都會發現，司機總有說不完的政治論點，套一句時下流行的，台灣計程車的風格「有人喜歡，有人不喜歡」。無論如何，近年Uber的出現，使得台灣傳統計程車業者面臨諸多挑戰，或許這源自於台灣計程車業者素質參差不齊，消費者更懼怕搭乘到「地雷車」或是遇到惡質的司機透過「繞路」來賺取更多費用。2015年，交通部拋出將改革現行的計程車制度，直至今（2）日經過媒體的披露，相關細則逐漸明朗。個人認為計程車對於國人不只是個重要的交通工具，更可說是台灣觀光的重要門面及宣傳媒介，本篇文章將針對政府提出的相關計程車政策，進行解析並且認為應結合觀光政策提出具全面性的規劃。

文/周政緯
     〈廣電三法〉修正案於2012年3月便送入立法院，到現今仍卡關，其內涵牽涉廣泛，利益更是糾結不清。〈廣電三法〉包含《廣播電視法》、《有線廣播電視法》、《衛星廣播電視法》。筆者盼透過本文，能使讀者了解〈廣電三法〉爭議之點，及政黨對法案的各種表述是否有爭議之處。簡單來說，〈廣電三法〉受到有線系統業者、無線電視台及有線電視台的高度關注，在於爭議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類：放寬黨政軍經營媒體、「必載頻道」爭議及第四台壟斷等問題。筆者將依序解釋其內容分別為何。

文/周政緯
      2014年的冬天，對於執政黨－國民黨是個酷寒的冬天，11月29日的放榜日，國民黨收到一張人民給予的大張罰單：全國六個直轄縣市最後僅剩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所擁有的新北市，其餘五都全部轉換成民進黨執政或是非國民黨陣營的手上。然2016年總統大選緊接而來，對於國民黨來說，總統候選人名單的出爐紛紛擾擾，洪秀柱最後是否會出線，現在或許還說不準；相反的，民進黨選情普遍被看好，再加上民進黨早已決定好出征總統大位的人選，便是捲土重來的蔡英文主席，民進黨是否能在2016年總統大選，挾帶著天時、地利及人和等三大條件，讓台灣的政治再度輪流執政，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。但是，執政的最後一哩路，卻有許多變項，希望接下來的一系列文章能夠一一來解析所面臨的困境及未來藍圖。

文/ 陳承揚
以前，我對於把很多的事情歸因於社會出了問題、文化不同等等……直覺上常常是不疑有他，但後來我發現這樣的推論其實會有一些問題。
首先，一個很簡略的反駁就是：既然社會出了問題，社會問題的影響力哪麼大，那為什麼有人無法適應，做出極端反社會的行徑，但有人（應該說社會上的大多數人）仍然能夠適應、存活，或是力爭上游。當然社會上大部分的人仍然必須承受許多的壓力、意外、喜怒哀樂等等，但正常的人大多能想辦法或有辦法排除。所以這裡我要說的是，如果把許多事情都歸因於社會問題，如此一來我們會忽略了「人」在結構中仍然有能動性，也就是人之所以為人，就是因為我們有自由，選擇人生的自由。
再者，如果將事情歸因於社會這件事無限放大，這樣很可能會推論出另一種極端：既然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社會的種種因素、限制等所造成的結果，那我們何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？反正都是社會讓我這樣那樣的啊！這樣的說法就呼應到上面我說的，人一旦產生將一切歸因社會的想法，人就不存在自由了，反正一切都是命定的，人的選擇根本沒有用。

文／娜塔莎
 
 　　一直以來不甚支持廢除死刑，如今卻有幾番躊躇。並非是不透過公權力極刑制裁一個人就不甘心，而是對國家教化不受治者不具信心，以及面對知法犯法並欣然接受懲罰者的困境。一方面，是對於受治者與不受治者（一般通稱好人與壞人）的辨識，我認為是後天創造與歸類的結果（單純指稱對當前一個人的辨識，而不涉及人的本質與社會化的影響），但人的本質與社會化兩者皆可能造成一個人的現狀。如何透過再教育、再社會化來改變一個人，關乎的是一個人的性格與其對政治共同體的認識（此處，所謂的政治共同體概念，化約為身為國民對法律規範的理解及其所採取的態度）。易言之，倘若一個人的性格是可變易的，因後天環境影響而被迫或無意識地成為不受治者，那教化或許是幫助一個人改變的途徑；倘若一個人的性格是不可變易的，則後天的教育與再教化是無以為力的。

文/周政緯
國民黨總統大戲至4月中公布初選辦法後，便成為了台灣政治茶餘飯後的主要話題。朱立倫、王金平、吳敦義參選與否，揪住各家人馬的心。三位最有能力角逐大位的人選，各有其優劣勢，本篇文章盼再領表倒數三天，大膽分析吳敦義最終出馬角逐大位的優勢及時空環境的因素，進而在天時、地利及人和的背景下，揭開2016總統大選的序幕。

文/周政緯
「亞投行」對於許多人一定是一個新的名詞，於30日晚上更引起數個社運團體到總統府前抗議，然而，「亞投行」到底是什麼？中國的目的為何？其他國家又是怎麼反應？作者希望用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去了解這件事，而此件事也持續地在發酵，接下來的會議商討更是了解「亞投行」重點所在：

文/過客

   「攤商挂布條反核，市場處令取下！」 
    今天看到這則新聞時，有一種時代錯置的荒謬感在我眼前蔓延，於恍惚之中，我似乎又回到了那個有「黨內、黨外」 之分的年代。在那個時代，你只能看老三台、要敬愛元首、對於魚兒逆流向上的故事銘記於心，不能批評政府、不講人權、不在意自由，那是個看似平穩卻高壓、看似興盛卻貧乏的一段日子。
     四十年過去了，我以為這樣的日子離我很遙遠，只是一段陌生的文字、只是一件被封存好的文物，我欣賞、讚嘆、好奇、然後評論。但我沒想到，原來，他只是以另一種方式蟄伏在我身旁。
    「……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市場處處長謝俊隆表示，市場是公開做生意的場合，應該儘量維持較平和的環境，建議攤商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表達立場，而非在市場內掛布條，基於維持市場秩序的立場，新北市內的市場若再有類似情況，都會勸導拿下。」
    這一番軟硬兼施的話可真是說得流暢自然無比。身為一個憲政國家的公民，也身為一個對法律小有瞭解的公民，我從來沒聽說過憲法中有哪條原則叫「平和原則」，可以凌駕言論自由的權力上。且不說市管處此舉是否於法有據，即便有法律授權，這也是一條違憲的法律！
    濫用行政命令，這不正是一個專權專制國家最大的象徵嗎？遑論此類例子在社會上根本不勝枚舉。
    參考美國司法實務，其對言論自由的限制，即有所謂「明顯而立即興的危險」原則，意指該言論在當時情況下，如果造成明顯而立即的危險，即該予以限制。而我國則是在憲法地23條規定，在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護社會秩序與增進公共利益等四大公益下，政府方可訂定相關法律限制之，為此規定應符合比例原則。但就本次事件來看，實在難以發現其有違此四大公益。
    「……我們首先必須是人，然後再談是不是被統治者。」美國作家梭欏在1849年《論公民的不服從》一文中這麼寫道。羅爾斯更進一步闡述道：這是一個違法的、政治的、公開的、道德的，針對不義法律或政策的行為。民主社會的權力來源是「良知與共識」，是對既有的社會、法律或制度的一種局部的反抗，他不是革命，因為她的方向性非常明確，她必定是攀附在憲法下的普遍性原則中，例如生命，例如自由。即使她談論的僅係一項個案，其實仍緊扣其中。所以今天其實還不上公民不服從，因為這個政府根本就違法，不配！
    不是民意直選出來的總統，其行事即都代表民意，不然希特勒不也是人民直選？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，藉由此次案件，我真想問問政府：你憑什麼？